医药创新在中国

3月23日晚,无锡药明康德在其官方网站,宣布已启动登陆A股计划。

这并非一条寻常的讯息。从2001年成立开始,药明康德从外高桥一间700平方米的实验室开始,做到辗转从纽交所上市到私有化退市,而后三步走分拆上市之路,回到国内证券市场,资本版图扩张至新三板、港股,和这一次的A股,前后历经十余年。

这十余年正是中国医药创新的星星之火逐步点燃的过程,创始人李革也成为后来众多医药创业者都会提到的一个人物。很多人感慨李革对他们的触动,华领医药董事长陈力在2001年以美中医药协会主席的身份到上海参观时,就对药明康德起家的那一间小小的实验室留下了深刻印象。

药明康德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创新药公司,他们是药物研发和生产服务供应商,向全球制药公司和生物制药公司提供一系列全方位的外包增值服务,被称为CRO企业。这类企业通常依附于大型制药公司的需求生存,如果接不到大型制药企业的订单,很难发展壮大。

李革创业初期就面临这样的困境,当时很多跨国药企对他以及中国上海的实力不信任。其时,中国的药企鲜有创新,也就意识不到需要CRO企业帮助完成临床的重要性。另一家CRO企业泰格医药的创始人曹晓春,同样见证了中国药企和企业家一开始并不重视创新药研发,特别是其中临床试验环节的时期。

记录中国的医药产业创新,上海张江是一个绕不过的地方。面积仅占张江高科园区1/10的张江药谷或许不是历史最悠久的,但一定是医药创始人考虑在中国创业时最先想到的地方。这里是众多明星药企再鼎医药、药明康德等最初发迹的地方,在一期、二期共约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经有700余家企业来了又走,在张江目前聚集的500多家创业企业和研究机构中,有大量的科技型创新主体继续在这里以10-20人的规模起步。

一组来自浦东科经委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浦东新区生物医药工业总产值418.58亿元,比上年增长2.66%。纳入统计的91家企业中,55家企业产值保持增长,增长超过10%有37家企业。生物制药企业如欣凯医药化工、赛金生物等持续增长,保持在10%以上;本土医疗器械企业微创医疗器械、透景生命等企业产值增长均超过20%。其中,大部分的成绩来自于张江园区。

1992年张江园区成立,两年后即1994年,第一个跨国制药公司罗氏制药在张江进驻,设立生产基地,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10年后,罗氏将其全球研发中心设立在张江,这也是罗氏公司全球五个研发中心中的唯一设在发展中国家的研发中心。到现在,包括诺华、阿斯利康等一批知名药企在这里扎堆,全球医药50强中有近20家在张江设有研发中心或中国区/大中华区总部。

也许是聚集了太多的跨国药企,张江药谷一直被外界解读为跨国药企的天下,没有创新企业的一席之地。事实上,正是有跨国药企进驻的这一先决条件,让张江药谷在吸引早期创业者的时候,多了一份筹码——人才和科研氛围。

和誉生物医药的办公地点在张江李冰路576号创想园6号楼,今年2月14日下午,董事长徐耀昌坐在三楼的办公室里,结束了早上的招聘面试,指着桌上的一摞简历如此感慨:“我在张江很快就可以招到人,在其他地方,可能要等半年。我等不了半年。”徐耀昌的公司于去年4月刚刚成立,创业之前,他已经在美国礼来和瑞士诺华,以及中国豪森从事研发工作多年。


2003年,他带着当时供职的美国礼来制药团队,到中国选址建立第一家生物医药服务外包公司,在北京、上海、深圳、香港等地考察过后,他们最终选择了张江。原因就是这里可以满足礼来高层提出的两个条件:一是有一个专业的、和国际接轨的新药实验室;二是有一个能让人才集聚做事的科研氛围。

习惯了在张江药谷里,打一个电话就可以约同行一起去楼下对面的星巴克进行业务讨论,徐耀昌很难想象其他地区可以带给他同样的创业氛围。对众多海归创业团队而言,张江“三步一朋、五步一友”的人脉网络有强烈的归属感,像磁石般吸引着海归归国创业、高管独立创业把张江作为第一站。

相比在双创背景下,以一份商业模式创新的PPT吸引投资人,倚仗资本和廉价劳动力跑马圈地,产生的一系列明星创业公司,医药产业是真正的智力驱动型行业。如果对医药创新的创业者进行画像,他们大都年近半百,年轻时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后,投身产业界或医院积累十余年经历,看到在中国进行药物创新的机遇,放弃高薪,将全部身家投入自己的事业。

以张江药谷从2016年以后的本轮创业潮为例,其创业团队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优,众多国内外药企原高管独立创业的特征尤其突出。去年以来新引进的50余个生物医药项目70%以上以创业形式存在,50%为国内外著名药企原高管的独立创业,如原辉瑞全球研发副总裁谭凌实创办缔脉药业、原赛诺菲全球副总裁江宁军创办基石药业等。

2004年前后是中国医药领域的海归大规模回国创业的第一轮风潮,这一批海归大部分当时都在张江,现在开枝散叶到各地。对上海张江药谷来说,这也是创业第二个十年的开始。

今天的很多园区还在进行张江药谷在第一个十年,即1994-2004年做的事情。建立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税收和土地的优惠政策,协助人才引进,努力营造公平的商业环境。不可否认,这些措施的确是吸引产业落地的第一步,南京、杭州、武汉、成都等地都正在进行这些动作。

基础的公共服务都很难提供的产业园区,则很难吸引到优质项目。南京世和基因创始人邵阳曾在创业伊始跑遍全国的产业园区,他认为,中国的园区在招商引资方面都做得比较不错,现在拼的是后期的配套服务。邵阳举了一个例子,部分园区的招商人员一见面就声称的免税,只是在招商阶段吸引创业者的幌子,国家对创业公司的免税政策其实有严格的规定。

2004年以后,张江药谷的二期土地,共1.5平方公里的空间资源也被占用完毕。加上一期的1.5平方公里,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新增的空间资源。这些土地中,大部分资源出让给一些医药公司,剩下1/5是由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持有,作为创业公司的孵化器、加速器。包括开发公司和其他早期在张江拿地的企业对外提供的面积,张江目前一共容纳了500多家医药创业公司。

有了跨国药企和创业公司的原始积累,张江药谷开始显现出资源聚集效应。人才、资本、科研机构,再加上上海地区的三甲医院资源,能够提供医药临床试验需要的病患,创新要素开始在区内形成闭环。在美国,波士顿正是因为有资源的聚集效应,靠近纽约,有最好的医学院,也有最好的医院,因此成为顶尖的全球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地。

最新的十年,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营销部部门经理刘冀介绍,他们希望推动张江药谷形成创新循环的微环境。目前在园区内的很多创新主体都是中小型甚至小微型企业,意味着缺乏大规模的产业化资本。“资本要有回报,才愿意继续投资。”在张江集团汇编的《浦东情况专报》中,将本轮创业团队呈现出的特征总结为“金字塔尖科学家+跨国药企原高管团队+ 全球化技术研发团队+顶级风投”。

很多企业在研发完成以后,生产不想在其他地方做,但张江没有土地资源的条件。于是,张江参与推动了2016年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MAH)的通过。张江已经实现国内首个生物制药MAH试点项目的落地,园区勃林格殷格翰公司已与百济神舟、再鼎医药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我们花了5年时间,建造了符合要求的cGMP全球要求的生产基地,找了最好的勃林格殷格翰。我们把研究开发生产这条完整的链条在张江里面打通了。”MAH是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改变药品批准文号与生产企业捆绑的模式,允许跨试点区域委托生产,对于鼓励药品创新、提升药品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怎么理解成本?资源一旦集聚,平均成本一定是低的。”刘冀这样总结。如今,张江30余家国家级和市级科研机构、近20家跨国研发中心、10余家国内百强药企、300余家创新创业企业构成了高度集聚的产业集群,也集聚了更多的合作机会、信息平台、流动资源。近80个公共服务平台、40余家生物医药研发外包企业提供了覆盖药物研发全过程的专业服务,降低了创业团队前期投入和长期研发成本。

尽管如此,张江仍然面临不小的压力。在《浦东情况专报》中,张江集团清晰地总结他们的忧虑:政策方面,生物医药类高起点的初创企业不够享受高新技术企业和研发中心政策,也不能对接企业孵化相关政策,目前的政策体系基本放空。空间资源方面,能满足生物医药实验研发的空间在张江园区极为短缺,几乎一房难求。

张江的垄断性创新优势逐步稀释的同时,长三角地区其他重要城市苏州、杭州、南京等区域,生物医药产业扶持不断加码,承接从张江走出来的医药企业。

4月13日晚,在位于苏州的冷泉港亚洲会议中心,一场冷泉港会议与会者参加的小型交流会上,记者见到了派格生物医药(苏州)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敏。当时他正和诺华、礼来等药企的研发人员交流,这些研发者们喜欢一句话里夹杂半句英语。

徐敏的派格医药落户在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这里离上海张江这个云集着跨国药企中国总部医药重镇100公里,位于苏州市东部,聚集着中国一批生物医药创制的创业者。他们大多拥有海外留学、任职跨国药企的经历。与上海张江不同的是,总部注册在这里的公司大都成立不超过10年。

派格医药创始人徐敏是一名海归创业者。徐敏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博士毕业后,曾在美国投资机构工作数年。1997年带着风险投资机构的身份回国,先投资了一些药企。2002年在上海张江创办了新峰。当时新峰试图用新药开发的模式,即CRO的模式生存,也就是说用服务的商务模式来支持自主新药研发,但很快徐敏发现,在当时的中国新药研发的热情远没现在高涨,资本也很少投入新药领域,徐敏的天使投资只拿到了几十万美金,对新峰模式来讲是杯水车薪。

2008年,徐敏和投资人协商一致后创办派格医药,带着120万美金。那时资本市场与国内的新药研发气候已有所改善,风险投资尝试介入新药、早期药物研发。

派格医药参加过一次Chinabio和生物纳米园举办的路演大赛,还获得了“最具投资价值的生物科技公司”奖项,也因此拿到了第一个机构投资。在落户生物纳米园之前,还曾考察过深圳南山、北京生物医药基地、天津等地。当时的生物纳米园仅开园一年,第一年入园企业只有17家。

2012年,徐敏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千人计划”在吸引海归回国工作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目前很多医药健康领域的创业公司创始人都是“国家千人”。徐敏还是联想之星训练营的毕业学员,也是联想之星被投企业。派格的投资人还有元禾控股。

同在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的苏州康宁杰瑞几乎和徐敏的派格医药同时成立。苏州康宁杰瑞注册成立于2008年,现在控股、非控股的有4家子公司,组成康宁杰瑞系,研发人员200人左右。如今,康宁杰瑞被人戏称为“不缺钱”,资本“想投也投不进去”的公司。然而,2006徐霆萌生回国创业的念头,却受挫于寻找资本支持。2008年时,还没有找到投资方。


2011年,如今被政府、投资人、媒体热捧的明星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成立。最开始的办公场所是生物开发公司的一间办公室,6个月后搬到生物纳米园独栋研发楼C14座,2014年中已搬至花近9亿元建立的新基地,集办公与生产于一体。

在信达生物的新家,办公楼一楼大大的展厅,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接待各种来访者。在记者到访的这段时期,园区管理公司的人还在和信达商量新的展示计划。

4月10日下午4点半,在忙着开会的信达生物董事长俞德超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俞德超与信达生物频频在媒体上亮相,被业界一些人士给了“网红”的头衔,对于这个头衔,俞德超“笑纳”,在他口中,网红是一个褒义词,他顿了顿又补充说,自己还没到网红的标准,还要继续奋斗。

徐敏和徐霆都曾向记者讲述,在创业前“找钱”的困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医药创新创业者们面临着融资难题,因为新药研发的风险与周期太长,资本惯用的“5+2”模式,既5年投资,2年退出,几乎不可能走完新药研发的全程,并且新药研发失败的风险太高。即使是今天,一方面资本市场已形成“堰塞湖”,一位广州的投资人讲述称,大量的资金既不能出去,又不敢投入其它产业,再加上医药健康板块的需求不断扩张,健康相关的产业便成了资本涌入的首选。但是,对于新药研发的投资,投资人依然很谨慎。很多投资机构依然不敢投早期研发阶段的项目和公司。

在信达生物的背后,有多达10余家(系)投资机构的身影,最早注入的是富达系的富达亚洲共同成长基金(现已更名为斯道资本)和国投创新,后者是国务院所有的志在促进国家创新产业发展的投资机构。在此后的5年多时间里,礼来亚洲基金,君联资本、国寿大健康产业基金、新加坡淡马锡等纷纷成为信达的投资人。

4月12日,俞德超向记者分享了美国华尔街日报和参考消息的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了礼来与信达生物之间33亿美元的交易,随后《参考消息》在美媒述评中编译了这则报道。信达生物在12日也编译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俞德超称,华尔街日报在发表这篇报道之前采访了30多位业内人士和代表企业,最终将信达生物被作为中国正在崛起成为生物技术药物强国的一个证据呈现,说明信达生物在业内的地位。

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选取中国创业企业与跨国企业交易,证明中国技术水平提升的逻辑。康宁杰瑞执行副总裁刘铭称,评价中国医药创新的标准,除了新药获得CF-DA的临床批件与上市,以及上市后业绩表现外,与跨国企业之间达成交易,也是一种评价方法。华尔街日报正是从后者的角度评价了中国的医药发展。

去年11月29日,康宁杰瑞和思路迪共同开发的生物新药KN035获准在美国开展临床研究。这次临床研究的获准,让KN035成为首个在美国进入临床的,由中国企业自主开发和制造的抗体类新药。4月1日,KN035在中国完成首例病人第一次给药,中国首个PD-L1单克隆抗体正式进入临床开发阶段。

康宁杰瑞在园区租了一整栋研发楼,徐霆指着一楼的沙盘介绍,正在建设大分子药物生产基地。基地就在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区域,在这里要落户安家的还有恒瑞医药的一家子公司。徐霆称,苏州的产业化基地和吉林的着重不同治疗领域和地域市场。

如今的康宁杰瑞系,苏州康宁杰瑞是技术平台公司,暂时不会融资或上市。旗下的子公司,如丁孚靶点等,都作为独立实体,考虑资本运作。设置子公司可单独融资的模式,徐霆称也是为了保证研发的独立性,尽量避免来自资本市场的影响,此前徐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康宁杰瑞百分之七八十的资源放到新药研发中。此次采访,他还透露,丁孚靶点的融资快接近尾声。

近10年后,派格医药的一款糖尿病领域的药物PB-119实现了中美双报,并完成了IIa期临床试验,去年与辉瑞在糖尿病领域合作了GKA项目。徐敏介绍,派格正在研发一款重磅原研药,同时针对降血糖、降血脂、肥胖以及非酒精性脂肪肝。

在生物纳米园,记者探访了成立于2013年的启徳医药。这家公司在一个月前宣布获得了4000万元人民币的A轮融资,由元禾原点领投,泰福资本共同出资。启德医药创立于2013年,在生物耦联药物开发中打拼,目前产品管线布局聚焦于新一代抗肿瘤ADC药物。

这家公司的副总裁谭初兵介绍公司的PPT显示,公司的创始团队都是科研出身,从科研院所或者研究机构直接创业。据谭初兵介绍,2013年罗氏用于治疗乳腺癌的抗体耦联药物Kadcyla在美国上市。当时创始团队成员正好也有创业的意向,于是就有了启徳医药。在获得A轮融资时,启徳医药对完宣布,这笔资金将用于ADC新药临床申报。

在生物纳米园聚集的这些创业者们,自发组建了一些社团组织。新药创始人俱乐部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俱乐部成立于2015年3月,由亚宝药物研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亚宝药业集团北京药物研究院院长王鹏等人发起成立,王鹏任会长。亚宝药业在苏州设立了研究院。这个俱乐部的名誉会长是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名誉副会长有信达生物董事长俞德超,再鼎医药创始人杜莹。再鼎医药也是这个园区的企业,除了再鼎医药,苏州晶云CEO陈敏华、迈博斯生物医药董事长钱雪明、丹诺医药创建人马振坤等俱乐部成员,其公司也聚集在这里。

不过,在多位业界人士看来,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其实本身并没有太多先天优势,与上海张江相比,没有人才优势,也没有医疗资源优势,在多个方面都比不上上海,而经过十年之后,却成为中国医药创新创业的“高地”。

如今,与华为位于苏州办公大楼、微软中国苏州分公司大楼隔街相望的生物纳米园(Bio BAY)新近改名为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这是苏州工业园区的得意之作。在这里落户着460余家创新创业企业,60位“国家千人”,分布在新药创制、医疗器械(含体外诊断)、生物技术产业中。企业已获得上百亿的总融资规模。

在记者走访或者接触的多家产业园、孵化器、以及投资人,谈到中国的生物药产业,“苏州”、“生物纳米园”往往被提及。当前在医药界小有名气的创业公司中,多家就集聚在这个产业园中。

在与多家落户于此的创业者交谈中,他们大多人都提到了“亲商”二字,这里吸引这些创业者们的是,园区对于初创企业的各项扶植政策。记者走访了广州一家生物医药产业园,园区工作人员对于园内企业的具体情况并不是太清楚,相比苏州这家园区员工对企业各项情况如数家珍,记者采访了苏州工业园区科技和信息化局生物医药产业处副处长殷建国,他甚至对于院内企业临床试验进行到哪一步都很清楚。

对于苏州工业园区而言,选择医药产业作为未来的发展战略重镇,既是主动也是被动,创立于1994年的工业园区,在经过十多年发展后遭遇了土地瓶颈,可用的未开发土地资源越开越少。2006年前后,工业园区开始思考如何提高土地资源的单产,当时选择了三大产业,纳米、医药、云计算。医药产业聚焦在了生物药这个领域。

当时在生物纳米园建立时,专门引进了拥有外资药企工作经验的刘毓文,以负责医药产业园的建设、招商等工作。殷建国称,引进来自跨国企业的高管,是希望让懂企业的人来服务创业者。

除了园区的招商政策得到了创业者的认同,苏州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能帮助企业留住人才,也是重要的考量。正如康宁杰瑞徐霆戏称,在上海即使开出三倍的工资,员工要买房也很困难,留人就是一个难题……

现在,苏州聚集的这些医药创业者们已经开始早期收获,多家企业的产品开始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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